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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封,真实的谎言

发布: 2014-8-04 17:14 |  作者: 函子 |   查看: 1965次

人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司马迁《货殖列传》的伟大,在于真实地道出了人类的困境:不论你道德品质有多高尚,不管你是君王还是小民,生存的基础,永远是物质的。没有物质基础,所有的宗教与艺术,思想与精神,自由与尊严,都无法依附。追求财富,几乎是人的本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司马迁非常坦率地承认:神农氏以前的事情,我不清楚。但是,从《诗经》时代以来,我知道人人都追求口腹声色的享受,这是人的本性。所以,最好的办法,是遵循这一规律,其次是以利诱导,再其次是教育,第四是以制度规范,最差劲的办法是与这一本性对抗,只唱道德的高调。他非常肯定地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人的管理,就是欲望的管理。人一要生存,二要自由,这两个根本的欲望,都离不开物质的条件,追求财富,并非坏事。

老子认为,最好的社会,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是开倒车的做法,让人重回愚昧时代,不可能实现。

孔子的学说,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伟大的乌托邦。之所以在前期能得到广泛的传播,是因为他有一个好学生子贡,而子贡恰好是个富人。孔子七十弟子中,子贡是个大商人,最富,出门都是结驷连骑,接待都是诸侯国君,所以,对孔子学说的宣传,他的作用特别大。与孔子同时代的释迦牟尼,创造了佛教,同样,传播者也主要靠国王和商人,他也与两者关系最好。在当时情况下,知识只有依靠权力和财富才能得到传播。

司马迁以非常冷峻的目光,回顾他以前的三千年中华文明史,对着这个喧闹的世界,以十几个财富故事告诉后人:创造财富的人,才是真正改变世界的人。

司马迁写了范蠡、白圭、猗顿、乌氏倮、蜀卓氏、程郑、宛孔氏、曹邴氏、月闲、师史、宣曲任氏、桥姚、无盐氏等全国有名的富人故事。他们大体可以分为四类:勤劳节俭型,商业运作型,科技创新型,政治赌博型。当然,能长久富裕之家,常常是几个因素的综合所致,并非单一致富者。

宣曲任氏是勤劳与节俭致富的典型。任氏的先人,是国家粮库的官员。以前的国王、贵族、官员基本世袭,到秦朝的时候,任家依然做粮管所所长。当秦末大乱的时候,别人抢着存放金钱珠宝,任氏只窖藏粮食。后来楚汉相争,相持于荥阳,战争经年,老百姓无法耕种,所以,一石米达到万金的天价,任氏因此发了一笔国难财。战争结束后,任氏成了货真价实的富翁。但是,这个富翁依然不改本色,非常节俭。别人买田地、牲口常常贪便宜,任氏从来不这样,他都买最贵、最好的田地与牲口,生产效率高,产出多,所以几代都是富户。尽管如此,任家的家规依然严格:不是自已家生产的粮食布料不吃不穿,公事没做完不得饮酒吃肉。他们一家是当地人的榜样,大家都非常敬重任家。

冶炼业,是当时的先进技术,铁器,是最先进的产品。邯郸郭纵、程郑、宛孔氏、曹邴氏,都靠冶铸发家,富甲王侯。蜀地的卓氏,原先在赵国以冶铁起家,是个富翁。秦灭六国后,财产被秦朝没收,人员也被要求迁徙。卓氏夫妇只好推着辇车,跟着迁徙大军前进。被迁徙的人中,有钱的都纷纷贿赂官员,希望留在离家乡近一点的地方,靠近葭萌就满意。只有卓氏不这样做,他认为,此地狭窄贫瘠,不宜生产和贸易,反而要求远迁。到了临邛,他发现了铁矿山,就在这里住下,重操旧业,以先进的技术开采、冶炼钢铁,开展贸易,逐渐又成为富翁,家僮千人,富可敌国。

贸易流通一直是致富的重要渠道,古今中外皆如此。洛阳处于经济中心,所以,从事商业致富的人特别多。许多穷人,都将学习经商当成改变命运的手段。他们常常长途贩运,贱买贵卖,以从中获利。其中的师史最有名,他常年搞长途贩运的大车就有几百辆,分别行走于各郡国之间,为了赶时间争利润,常常是数过家门而不入,所以,他家有资产七千万,全国闻名。

桥姚也靠做贸易起家,他做的是边境贸易,以中原的物资与北方游牧民族交换牲畜产品,从中牟利。到了汉朝政府开拓边疆的时候,桥姚已有马千匹,牛几千头,羊上万只,家中贮藏粮食数以万钟,成为了当地巨富。

政治赌博型的致富,《货殖列传》中仅有一例。汉朝景帝时,吴楚七国叛乱,东方震动。中央政府出兵平叛,命令首都长安中列侯封君都要上前线。置办马匹、铠甲、军械都需要钱,事发突然,从军的人只好仓促筹资。因为叛乱在关东地区,大家对中央政府能否迅速平定叛乱心存疑虑,也怕参战者身死沙场没人还钱,所以,当地的私营钱庄都不敢借钱。只有无盐氏胆子大,他借出了千金,但是,利息是平时的十倍。幸运的是,这场平叛战争只化了三个月,就以中央政府的完全胜利结束,无盐氏借出的钱和利息全部可以收回,所以,一年之间,他就骤然发家,进入了关中巨富排行榜。

从历史看,主导社会的力量,不外是暴力(即权力)、财力和智力。文明进步的体现,是后两者起的作用越大、前者的作用越小。因为财富和智力创造,都以限制王权、平等相处为前提,如果权力随时可以剥夺财富,富人就无法长期生存。中国历代王朝,即使和平时期,王权对富豪们的财富掠夺,也时常发生,除了权贵之家,富户很难久存。加上王朝更换频繁,私有财产更得不到保障,财富最后都为权力者通吃,知识也只为权力服务,结果是“万财归权”、“万智归权”,所以,社会形态总是呈低水平的循环状态,起决定作用的,依然是最低层次的暴力。

司马迁说,亿万富翁可以与王者同乐,他们是不带王冠的王者,即所谓的“素封”。如果真的能实现财富与权力的平等,那社会就真的有了希望。让这位先哲没有料到的,在此后漫长的历史里,我们并没有多少进步,他的预言,也成了一句真实的谎言。

以后的两千多年,在王权更替中惟一能保持富贵的,仅孔子一家,是货真价实的“素王”,代价是,孔家丧失去了祖先的尊严和自由,彻底成为权力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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