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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儒墨人才观的差异

发布: 2014-8-06 15:28 |  作者: 函子 |   查看: 1744次

当你苦苦思考古人治国的经验教训时,当你追随普世价值讨伐社会不公时,当你为如何创业和守成绞尽脑汁时,暮然回首,只见灯火阑珊处旁边的历史墙上,写满了关于“用贤使能”的格言与案例。姜太公、周公旦、管夷吾三者的人才思想不尽相同,但都可以概况为——“用贤使能”四个字。

春秋战国各方诸侯的人才机制千差万别,但都挂着“用贤使能”的牌子。诸子百家的政治理念彼此冲突,但“用贤使能”是个基本共识。最简单而又最难做到的道理,总是被人们熟视无睹!说的人很多(我也是其中一个),但做到的人很少(我暂时还不属于这个光荣的序列)。

为什么执行“用贤使能”原则这么困难?因为阻力实在太多。

一不必说既得利者为了私利往往破坏这个原则,二不必说有一种叫嫉妒心的东西让木秀于林的贤能们举步维艰。单是对“贤能”的定义,就分歧很多。

正如《墨子•尚同》说:“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

各学派无不重视培养贤能之人,但他们心目中的“贤能”画不出哪怕一个等号。培养人才的最终目的是使用人才!贤能标准——教育方法——政治体系,整个社会制度建设始于人才观的确立。儒墨的本质差异,在于双方对贤能的定义不同。

周公的八项用人方针,第三项是“进贤”,第四项是“使能”,可以“贤”和“能”是两个不完全相同的概念。什么是贤能?通俗地讲,“贤”指品德优良,“能”指办事干练。贤能加一块儿,就是才德兼备的意思。

按严格的界定,有才无德和有德无才都不算真贤能。推崇才德兼备不存在争议,争议的是什么才足以称能?什么德足以称贤?

精通六艺,熟读六经,办事通达且合乎礼义,这是儒家眼中的才能。仁义礼信,忠恕孝悌,温良恭俭让,仁德爱民,三省吾身,见贤思齐,过而改之,安贫乐道,为富好仁,舍身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儒家眼中的贤德。

知经济民生之事,通用兵攻守之术,能为国为民兴利除弊,懂得以“三表法”衡量是非,这是墨家所谓的才能。贫则廉洁,富则仗义,兼爱生者,悲悯死者,敬天明鬼,赏善罚恶,有力者助人为乐,有财者分给需要的人,有知识的就教给不懂的人,为实现正义可以犯难赴险,这是墨家所谓的贤德。

你要觉得双家学说殊途同归,那可不一定!儒家和墨家虽然都强调才德兼备,但彼此对贤能的定义不同。特别进入操作环节后,儒家眼中的贤能,说不定在墨家眼中一文不值。

话说亲亲上恩的鲁国,在儒家盛行之后,有了一些变化。孔子的不少弟子,鲁国籍的,外国籍的,都曾在鲁国做过官。到了孟子时代,三桓已经淡出政局,鲁平公打算任命儒家名士乐正子春为新一届国务院总理。孟子得知后,高兴得失眠了。他的学生公孙丑对老师兴奋到亢奋的行为感到莫名其妙。于是有了以下对话——

公孙丑:乐正子能力强吗?

孟子:否。

公孙丑:他IQ出众,考虑问题周密吗?

孟子:否。

公孙丑:他见多识广,人称会走路的百科全书吗?

孟子:否。

公孙丑:那你为啥对他的仕途这么看好,还高兴得睡不着觉?弟子很困惑,请老师教诲。

孟子:他喜欢善言善行,所以我看好他。

公孙丑:喜欢善言善行就足以主持国政了吗?

孟子:这你就不懂了。喜欢善言善行的人,治理整个天下都是绰绰有余的。何况巴掌大的鲁国(战国鲁疆域已经大幅缩水了)?假如一个人喜欢善言善行,那四面八方的贤士都会不远千里告诉他好建议。乐正子个人能力一般,考虑问题不够全面,也谈不上博学多闻。但人们乐意给他献计献策,他借助这些“外脑”照样能把国事处理妥当。反之,若是一个人不喜欢善言善行,不想听建议和谏言,只愿听别人说自己如何优秀,这样贤士就都不会理睬他,拍马擦鞋的小人就闻风而来。与小人为伍,又怎能治理好国家?所以说,喜欢善言善行就够了。

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兼听则明,从善如流。领导者能做到这两点,已经很了不起了。乐正子治鲁的实效如何,史书没有明说。但结合大背景看,顶多是创建了一个缺乏对外竞争力的和谐社会。应该说孟夫子的话是有道理的,但这个道理太大而无当。他所谓的善言善行,是以儒家道义为准绳的。儒家道义不坏,但是迂腐守旧的成分很多。乐正子根据儒家道义从善如流,并不能解决多少实际问题。墨子对儒家的批评,就是一面镜子。

儒生说:君子的言行和衣冠都必须遵循古制,这才合乎仁义。克己复礼为仁嘛。所以,君子恪守先王成法而不搞创新改革。

墨子驳:古代的言论衣冠都曾经是新的,古人用这些新东西的时候就不是君子了吗?古时候后羿制造弓,伃制造甲,奚仲造车,巧垂造船。如果君子只因循守旧不去创造,那么现在的皮匠车匠成了君子,羿、伃、奚仲、巧垂反而成了小人了?社会应当有创造有继承,该创新时就创新,不能墨守成规。

儒生说:君子打了胜仗,就不再追击敌人,把陷阱填好,不射箭,敌人败退就帮他们拉重车。这是圣人周公制定的军礼。你们墨家不是讲兼爱吗?怎么不遵守这仁义之师的军礼呢?

墨子驳:如果真要讲人道主义,那根本就不该打仗。仁慈的人各自申明道理是非,无理的服从有理的,用和平的方式处理矛盾。还打哪门子仗啊?如果双方都是恶人,就算做到了军礼,也不是真正的仁义之师。况且残暴的国家,是圣王为民除害的对象。如果吊民伐罪的将领讲儒家所谓的仁义军礼,那么就会让暴乱者存活下来,继续祸害世人。以仁义之名放纵暴徒恶行,这才是最大的不义。

按照墨家的标准,鲁国用乐正子执政,恰恰违背了尚贤原则。墨子提倡量才录用。经过言论、行为、办事能力的综合考察后,再慎重地授予合适的职务。能治国的治国,能主持官府的主持官府,能管理县邑的管理县邑,能带部队的带部队。贤能不光是能虚心纳谏兼听则明,还要具备相应的实际业务能力。

而乐正子除了礼乐知识出色外,不懂率兵抗敌,不懂立法创制,不懂运筹经济,不懂外交策略,只能按照现有规章制度搞搞亲民活动和减税救济。回顾一下太公、周公、召公、管仲这些治国能臣,乐正子的道德修养可与之相比,理政水平则难以望其项背。他是个君子,却不是宰辅之才。孟子赞誉的贤能,在墨子看来不过是有德无才的好人罢了。

儒墨对贤能的不同定义,源于两派选择了不一样的人才培养模板。儒墨共同尊崇的圣人有尧、舜、禹、商汤王、伊尹、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这么多个圣贤,不可能全部当人才培养模板,于是儒墨各选了一个最衷意的圣贤为终身学习榜样。孔子选择了近乎完美的周公,墨子选择了近乎传奇的夏禹。

前面说过,周公是多才多艺全能王,礼乐文明的始作俑者。他为大周朝定下的教学大纲是“三个六”——“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周礼•地官•司徒》)

周公的才,周公的德,周公的功,周公的言,都是不朽的!至少孔子及儒家这样认为。孔子做梦都想着向周公旦同志学习,成为“三个六”全科满分的圣人君子。但他忽略了一点,周公还是个战略家、军事家。孔子强调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让真才实学包装一层礼仪美。可他只学到了周公的文才,荒废了周公的武功。这使得儒家教育只能培养出才艺君子和学问家。

孔子还算是文武双修。他的学生里也还出过一批实干型人才。孟子门下则大多是远离民生空谈仁义的学者,懂军政、外交、经济、技术的寥寥无几。后世百无一用的书生,更是把儒家的形象败坏完了。儒家一代不如一代,不是错选周公为榜样,而是自认正统传人的孔子只继承了他的一半才能。

再看被庄子批评违反人之常情的墨家。墨子清苦简朴的生活习惯跟谁学的?大禹!墨子对技术的热情是接到谁的传统?大禹!墨子死不旋踵的烈士精神以谁为宗?还是大禹!

在地球各民族洪水神话中,唯有华夏族的大禹治水,是积极与自然灾害抗争的科教片加史诗片。舜帝任命大禹为司空(当时应该没这个官职,但职能相同),负责主持部族联盟一切与科技工程相关的工作。他最主要的任务是制伏洪水。用不着重复“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公无私,也用不着重复改堵为疏的科技创新。大禹最感动天下的,是他在多年抗洪行动中落下了残疾。

据《尸子》载:“(大禹)手不爪,胚不毛,生偏枯之疾,步不相过,人曰禹步。”

指甲和小腿毛掉光了,有点半身不遂,走路样子很难看。这就是敬业的代价。他做天下共主后本可以享福,结果他还是“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孔子语),搞建设不享乐,继续发扬华夏族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墨子从中领悟到三点:技术立国、苦行救世、不畏牺牲。他拿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所有的门徒,于是搞得大家很苦很累,生活单调。故而荀子说他实用有余但文才不足。

儒墨人才观的差异,还与其对自我的社会定位有关。两家正是按照自身的定位来教育学生,为社会大量提供对应相关岗位的人才。

樊迟问孔子种田的事。孔子说不知道,还说樊迟是个没志气的小人。孔子未必不懂农事,但他把儒生定位为搞行政管理的,而非搞技术的。所以不肯谈农工商兵等实用之学。孟子更进一步,说只为王者师,不做王者器。行政级别当然是国君高,但在儒家的观念中,老师又比学生大。国君得像武王对太公,成王对周公,齐桓对管仲那样捧着我,对我言听计从,礼遇有加。

《荀子•儒效》:“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诸侯大夫、士也;众人者,工、农、商贾也。礼者,人主之所以为群臣寸、尺、寻、丈检式也。人伦尽矣。”

你看儒家对自己的定位,除了天子以外,三公、诸侯、卿大夫、士都是儒家子弟,不参与工农商贾等生产活动。当王者器需要具备政治、法律、军事、经济、外交、技术等业务素质。儒家不教这个,王者师只负责谈论仁政王道,引导君主的意识形态。具体的工作让君主指挥王者器们去做。最高等的儒者是思想家学问家,次一等的才做具体事务。这不是子曾经曰过:君子不器嘛!于是乎,儒家人人争当学问家,实用技能往往被荒废。

墨家恰好相反,他们的主体来源就是农工商平民,天生亲近劳动阶级。儒家周游列国混诸侯饭吃,花的还是纳税人的钱。咱墨家要生计自立,为人民奉献自己的力量,而不能给添加人民的负担。学大禹,搞技术立国,实业强国。学大禹,不辞辛劳到民间救急救难,不在庙堂里坐而论道务虚清谈。

在墨家看来,儒家光知道恢复井田和轻税,殊不知繁琐的礼乐造成的资源浪费危害更大。儒家只会嘴上说仁者无敌失道寡助,敌国入侵时,既不能效法烛之武用口才智退强敌,也不能带领军民用正确的战略战术打击侵略者。儒家就会吹牛皮说大道不言小技,怎么改良耕种技术增产粮食?怎么改进工艺制作搞好的器具?怎么改进兵器加强国防力量?怎么修建沟洫道路改善交通?他们统统不懂,就知道死抱著书上的先王成法来解决不断变化的社会问题。

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是天下人民最大的三个忧患。礼乐对温饱问题无效,这些都要靠实用技术来解决。于是乎,墨家人人争当实干家,学术这一块越来越乏善可陈。

总之,儒家人才观侧重学术路线,力求塑造“三个六”型社会宏观管理者;墨家人才观侧重技术路线,力求塑造各种解决具体问题的实干家。

儒家的任贤用能,是对周公亲亲上恩方针的改良升级。儒家虽重才德而不问出身,但天然亲近有礼乐教养的贵胄阶层,对草根阶层比较疏远,对技术型人才尤为轻视。因此,由儒家人才观延伸出的政治体系,以乡择里选、礼乐教化为轴心。未来的科举制就是儒家政体的最高发展形态。

墨家的任贤用能,是对太公尊贤上功方针的改良升级。墨家是完全的能力至上主义者,更加不问出身,天然亲近草根阶层,但贵胄阶层缺乏好感,对沽名钓誉的清谈家嗤之以鼻。因此,由墨家人才观延伸出的政治体系,以尚贤尚同、法仪刑政为轴心。

儒家政治人文气息浓,墨家政治事功色彩重。这对宗旨迥异的治国之道,在批判地吸收了太公与周公的思想基础上,形成了新一轮双极之争……

大禹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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