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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英雄儿混蛋

发布: 2014-9-12 14:45 |  作者: 函子 |   查看: 3414次

其实,“老子英雄儿好汉”并不是定理,更多的时候,却是“老子英雄儿混蛋”。著名的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先说父亲张作霖。张作霖自幼家寒,祖父在清道光年间随闯关东大潮由河北来到东北落脚,家里几代无一人做官。父亲在他尚未成年时被人打死,由寡母含辛茹苦地拉扯成人。张作霖是在一无学历、二无钱财,三无背景靠山的情况下,完全凭借自身的努力由浪迹乡间的小混混,到奉天王、东北王,最终坐上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张作霖的成功轨迹,看起来似乎云谲波诡,充满了传奇色彩和偶然性,然而在种种偶然性的背后则蕴涵着事物发展的必然。

张作霖苦孩子出身,亲身经历的贫困生活和残酷的战争使他深深懂得老百姓想什么、盼什么。1916年4月,当上盛武将军兼奉天巡按使的张作霖,上任伊始就把自己的施政主张用白话文的形式告知市民。“向来官府所出的告示多半是些文言文语,遇着那不通文墨的人,每每看不明白。今日我们两人的言语,是要人人听见,人人明白。所以要用一篇白话儿,与我们奉天的父老子弟说一说。”张作霖明明白白地指出使用白话文的目的是让老百姓看得懂,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官方与民间存在缺乏沟通的弊端。在施政方针中,他提出需要治理的三件大事,即剿灭土匪、治理财政、整顿吏治,都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张作霖在北京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后,不止一次对张学良、对部下说,不要想着糊弄老百姓,你糊弄老百姓,老百姓就糊弄你,到头来,老百姓反了,咱也就下台了。晚年张学良作口述历史时,也说过:“我和我父亲从来不刮地皮。”大青楼建成后,张作霖亲自在楼前的假山石壁上方写了“天理良心”四个大字,以使自己每天进院抬头就能看见这四个字。边业银行开业,张作霖在发行的钞票上印上“天良”印迹,明白昭示,不能坑害老百姓,办事要对得起良心。

张作霖的最成功之处,在于他会用人。他深知,要想打天下,光靠自己不行,必须得有一批肯干、能干、会干的人襄助。早在办保险队时,他就说:“地方贤俊,如不弃我,当厚币以招之。”吸引了杜泮林、刘春烺等一批乡绅文人为其出谋划策、筹备钱款,还结交了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一批生死弟兄,培养和形成了奉系最初的班底。张作霖当上奉天督军后,针对匪患猖獗的情况,准备调王顺存来主持剿匪。1900年,张作霖在新民府捕盗营当哨官时,王顺存在海城当县知事。为政期间,他勤政爱民,治匪有方,曾将张海鹏的亲兄弟土匪“二连子”捕获正法。张海鹏为了给他弟弟报仇,带了数十个土匪,将王顺存姑母家男女老少十八口都打死了。1913年,王顺存在黑龙江任清乡督办兼全省警务处长和省会警察厅长时,在三年内肃清了全省匪患。张作霖并不认识王顺存,让其秘书长谈国桓去电邀王来奉,王顺存复电同意来奉就职。此时,张海鹏正在张作霖手下当旅长,张作霖担心张海鹏反对,于是在王未到奉之前,即召集高级将领开会。在会上,张作霖说:“我们武人不懂政治,要想国强民富,必须选用人才,特别是行政部门。就是军队,我们也需要请人才。目前全省的军队,我虽然可以统一指挥,但官兵良莠不齐。很多军官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甚至还有败坏军纪扰民害民的情形。地方虽军警林立,但土匪仍然到处为害,所以要想肃清匪患,就得使用得力的人。现下为了肃清匪患,我已电请王顺存来省,拟委为全省警务处长兼清乡督办之职。”张海鹏听说王顺存要来,当即拍案而起,说:“来吧!我正想找他报仇呢!”张作霖说:“你们的事,我知道得很清楚,当时你是私,王顺存是公。他身为县知事,职责就是为地方除害。当时不论是谁,只要是为匪害民的,被他抓住了都是要杀的。比方说,我们现在有时也要杀些犯法的人,那些被杀的人,对我们来说能算私仇吗?”张海鹏说:“我不管什么公私,大帅既不肯与我做主,我就辞去旅长的职务,以个人的身份对付王顺存。”说完,张海鹏一跺脚离去。第二天,王顺存来到奉天。张作霖找来谈国桓,把张海鹏要报仇的事告诉了谈,气恼地说:“我想用一个人都不能随便,我现在没有脸见王公。你通知他赶快离开,张海鹏手黑,说得出就做得出,如果王公出什么意外,我张作霖更对他不起了。”王顺存得知后,即乘当日晚车去了大连。张海鹏探知王顺存在大连后,派了一个杀手去大连刺杀王顺存,因王住在日本租界内,杀手未敢动手。事过三年,张作霖始终不忘王顺存。1919年秋,张作霖当上了“东北王”,再把王顺存请到奉天,说:“上次我很对不起你,此次请你留下吧!现在我说话能算数了。”于是电请北京政府,任王顺存为东三省清乡督办。王顺存上任后,征剿得力,三年之内,即将各地土匪肃清。

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获全胜之后,段祺瑞执政府任命奉系将领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姜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当时孙传芳正盘踞浙、闽两省地盘,唯恐奉军对己不利,决定先发制人,突然率部向奉军驻地猛烈袭击。奉军因事前毫无防备,杨宇霆仓皇出走,总算逃得性命。一年之后,孙传芳被国民革命军打垮逃回南京。不得已掉头来,想乞援于张作霖。当时张作霖正驻在天津蔡家花园,孙传芳见张时行晚辈大礼,连说对不起。张作霖抚慰说:“过去的事不要提了。”杨宇霆当时也在蔡家花园,极力劝张作霖杀了孙传芳,以泄旧恨,根绝后患。张作霖对杨说:“你的气量要放大些,过去的事情又何必再提呢?历史上的人物,多半由于利用降兵降将,才能够成其大业。现在馨远(孙传芳字)因九江失败,力弱势孤,来投靠我们,我们如果怀念旧恨,乘机杀之,不仅要招天下人的笑骂,将来谁还肯归服我们,帮助我们,为我们用呢?这不等于拒绝贤路吗?”此事传到孙传芳耳中,孙传芳被感动得几乎落了泪,从此对张作霖感恩戴德,甘效犬马之劳。

张作霖有一个航运公司,多年来经营不善,一直亏损。后来有一个小职员给张作霖写了一封信,提了些建议。张作霖看信后,对这个小职员大加赞扬,并且随即将这个小职员提为总经理,委他全权管理航运。身边人劝说:“这个人咱们不了解,能不能办事不好说,仅凭一封信就委以如此重任,办砸了咋办?”张作霖说:“我看这小子行,我看准的人错不了!”果然,一年后,航运公司扭亏为盈,小职员带着一年挣的十万大洋面交张作霖。张作霖说:“好小子,我没看错你,这十万大洋就奖给你了,好好干!”

郭松龄被杀后,与郭有关系的人人心惶惶,生怕张作霖追究。有人乘机把一些人与郭松龄来往的信件拿给张作霖,张作霖看也不看,当着众人面把信全烧了,还是那句话:“过去的就过去了,以后大家好好干!”

类似的事还有很多,像拦路向张作霖讨债、只认死理的新民商会会长姜雨田,张作霖不但不怪他在自己丧母期间擅闯禁地、拦马索债,还起用他为自己理财,官至边业银行副总。还有,力排众议,任用外号“整死净”的曾有翼担任奉天首任市长,提拔敢拿枪对着自己的帅府卫兵担任典狱长,甚至为了文人王永江不惜与自己拜把兄弟汤玉麟闹翻。

张作霖用人不分畛域,不问出身,恩威并举,以德报怨,一旦相中就敢用而且也会用,使大批有才干的人聚拢到他身边,心甘情愿、呕心沥血地为他做事,所以说,张作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用人的成功。

张作霖虽然个子不高,但心胸宽广,对部下、对朋友讲仁讲义,你可以不仁,但我不能不义。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景惠背后搞鬼,导致张作霖兵败,张作霖气得反复说:“这还是兄弟吗?”后张母去世,张景惠不敢回来奔丧。张作霖派吴俊升去北京,传话给张景惠:“大家都是兄弟,你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令张景惠大为感动。汤玉麟因张作霖庇护王永江起兵反张,兵败后逃往他乡,张作霖派张学良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前去相请,感动得汤玉麟痛哭失声。

张作霖是个复杂的人,他的所作所为,经常很难用一句话概括。但张作霖又是个透明的人,往往一句话,一件事就能让人看出他的诚意,感动于他的真情。他从一个穷小子在乱世中崛起,之所以能在大起大落中纵横捭阖,游刃有余,最终成就大业,就在于心中坚定地守有为人处事的原则,那就是他亲笔写在大青楼前的那个横幅:天理良心。

英雄老子张作霖对得起“天理良心”,混蛋儿子张学良却恰恰相反。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7月,年仅27岁的张学良顺利就任东三省保安委员会委员长兼保安总司令。紧接着,张学良于1928年12月宣布东北易帜,归顺国民政府。1929年1月,张学良诛杀杨宇霆、常荫槐,如少年康熙诛杀大臣,从此完全接管了父亲的产业,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他不仅管辖着东北,还拥有庞大的现代职业军队。而他虽然归顺国民政府,其实仍与独立时期一样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但是,张学良指挥一支庞大的军队,却不能使它的能量得到正当释放。

1930年,当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打得难分难解时,张学良先是观望,最终选择了蒋介石。他冒出来宣布调停,实际上是从背后插了冯阎一刀,导致后者一败涂地。这年10月,张学良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给了东北军职业化,却没有给这支庞大军队明确的为国为民的目标。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9.18”事变,人们以为张学良集家仇国难于一身,理当抵抗;他却一枪不发,拱手让出了东北。几十年之后,获得自由的张学良坦承当初“不抵抗”并非接到了蒋介石的严令,而是他自己的判断错误所致,他以为日军只不过借故生事,并没有想到关东军敢于发动这么大的军事行动。这样的解释仍只是敷衍历史。因为当时日军在东北的野心路人皆知,日军异动的各种情报早就送达中国军事当局,但张学良完全无动于衷,不做任何准备。

发动事变的关东军,事先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因此只有1万多兵力进攻东北军。事后统计,东北军一共损失飞机300余架,战车26辆,各种火炮300多门,轻重机枪5864架,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这样强大的武力,无论如何,都堪一战。张学良对中国社会、现代政治、公众舆论没有任何感觉,在小事上精明,在大事上则完全让人匪夷所思。

1932年3月热河一战,日军仅用128名先头骑兵,几乎兵不血刃就攻占了热河省会承德。这就是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影响所至,他的部下也多无所作为。东北丢失以后,1932年东北军悍将何柱国奉命守山海关一线,在与日军的反复摩擦中,就以“不战、不和、不守、不走”令人大开眼界。东北军的战略物资丰富,他们还有当时中国乃至东亚都罕有的一支空军部队,却没有开枪即灭亡。背井离乡的东北军开始走向没落,再也没有机会洗刷他们的耻辱。

1936年,在蒋介石对这个义弟十分信任的情况下,他却出人意料地发动兵谏,扣押了来到西北“剿共”前线督战的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实上,他并没有深谋远虑。事变前,他召集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开会,宣布他要“扣蒋”。于学忠问道:“捉住了以后怎么办?”张学良回答:“先捉了再说。”事实是,在与张学良这个统帅数十万大军的超级卧底打交道的过程中,中共隐瞒了共产国际“联蒋抗日”的指示。完全蒙在鼓里的张学良,满以为发动兵变,有共产党切齿痛恨的蒋介石作筹码,就可以换取苏俄的大批援助,称霸西北。

1936年12月12日兵变当晚,中共惊喜交集,以毛泽东、周恩来名义给张学良发去“万万火急”的“文亥电”,郑重建议张必须把蒋介石“押在自己的卫队营里,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不可将其交其他部队,紧急时诛之为上”;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会议的基调是“审蒋”、“除蒋”。李维汉回忆:“我们在定边获此消息,欣喜若狂,当即在大庙里召开群众大会,由高岗主持,广为宣传,与会群众高呼:‘枪毙蒋介石!’”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得知西安事变后兴奋异常,欲致电陕北中共中央,主张杀蒋,此电被斯大林扣发。

中共一度想造成“审蒋”、“除蒋”的既成事实,迫使共产国际承认。不料,国内舆论一片反对之声,苏俄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亦强烈谴责西安事变,《真理报》、《消息报》痛斥张学良“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斯大林最担心的莫过于中国陷入内乱,抗日战场崩溃,日本腾出手来进攻苏俄。老大哥一发话,中共和张学良慌了手脚,被迫受命以和平方式解决事变。

军事史上,很难找到比张学良还无能的将军,在武器、兵力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丢掉东北全境;外交史上,要找一个比张学良更贪财和弱智的更是绝无可能:1931年他致信日本首相犬养毅,哀求犬养毅向关东军疏通发还他被扣押的私人财物,信中还附有预支的一张作为谢礼的支票,后来成为犬养毅的“罪证”之一。1955年,张学良为求得蒋介石原谅,写了篇《西安事变反醒录》,大骂“共匪”之余,以好心办错事为自己开脱。

无耻、无情、无才、无义、无德的少帅,1990年6月1日,90高龄的张学良自认“是罪人中的罪魁”。大陆一度还想发挥这个超级卧底的“余热”,但张学良脸皮再厚,亦无颜见东北父老。一个有奶就是娘、毫无远见的花花公子,在特定的位置和特殊的历史时期,欲以非常手段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将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怎样深重的灾难,张学良堪称样本。

直到晚年,直到临终前的反思,张学良仍未能突破一个孩子的认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他:“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把握不坚,心志不定,殊可悲也。”

张作霖及其手下将领汤玉麟等五人便装合影
张作霖及其手下将领汤玉麟等五人便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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