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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亡魂

发布: 2014-9-22 16:43 |  作者: 函子 |   查看: 2167次

(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每年春天,我的老朋友徐珏都会前往北京西郊的八宝山公墓,给她死去的儿子和丈夫坟上放上鲜花。她总是打算4月5日清明节那天去。中国有三个悼念逝者的传统节日,其中最重要的是清明,以致几十年来试图压制中国传统宗教习俗的中国政府也于2008年将清明这天定为全国假日,放假一天让人们能够去扫墓。

但是,就在清明前几天,两名警察来到徐珏的家中,告诉她他们会亲自陪同她到墓地,并会帮她扫墓,摆放鲜花,但条件是不能清明那天去,得提前几天。她知道她别无选择,只好接受了。每年都会出现这个奇怪的景象:一名老太太与四名便衣警察一同坐着黑色轿车抵达墓园,他们会跟随她前去她丈夫和儿子的墓地。

徐珏的儿子是被士兵开枪打死的。几个星期里,她丈夫的头发变白了。五年后,他去世了。 她解释说:气死了。在她丈夫的墓碑上有一首小诗,解释了是什么杀死了这对父子:

让我们

献上一束鲜花

八枝马蹄莲

九朵黄菊花

六枝白郁金香

四朵红玫瑰

八-九-六-四:1989年6月4日。这是一个共产党竭力想从公众记忆中抹去的日子。在6月3日进入4日的那个夜晚,中国最高统治者邓小平和一群高层领导人在北京出动了解放军。表面上是为了把学生示威者清出天安门广场,实际上是血淋淋地炫耀其武力,也在警告:政府绝不会容忍对其统治的任何公然反对。当时,抗议活动已蔓延到全国八十多个城市,成千上万的示威者要求某种更加开放、民主的政治体制,来截窒共产党腐败、特权和残暴的统治。在北京的屠杀以及在许多城市由政府主导的暴力也在提醒人们:这个共产党政权是从枪杆子里出来的。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中国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给数亿人带来了繁荣和更好的生活。但在背后有根棍子,有一条信息:如果人们越线的话,政府随时会屠杀一部分人。

1990年代初期,当我作为记者又回到中国时,有关天安门的事件已经成为每年春天上演的剧目。随着这个日子的临近,全国各地的异议人士就会被困起来,北京的安全警戒加倍,并加强了审查。在中国共产党的日历里有很多敏感的日子,这是其中之一,这些近乎禁忌的日子反映了治理这个国家的官僚们一种极度的恐惧。现在,五六月份的镇压在强度上有所减轻,但对于中国上下数百名象徐珏这样的天安门死难者的母亲,镇压仍然是她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何者永存》(What Remains)?这是该书作者Christa Wolf在1970年代末期在东柏林为她的中篇小说集起的标题。一名女子,她注意到了自己处于监视之中,她试图把生活印在她的记忆里,以便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一个可以更加自由地谈论的时候,她可以唤回这种记忆。这是一个恐吓和压抑渴望的故事。对天安门屠杀的思考是否亦是如此?它被及时地冰封了起来,等待着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能被真正的认识,能有真正的结局。

两本新书在从这个高度来看待天安门事件。一本是《失忆的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讲述的是在中国,被抑制的记忆;另一本是《天安门流亡者∶中国民主抗争的呼声》(Tiananmen Exiles: Voices of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讲述的是在海外,如何保存记忆。两本书都一致认为,“六四”是当代中国史上的分水岭,一个转折点,它终结了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和实验,并导致了今天超级资本主义、超级过敏的中国。

*

Louisa Lim所写的《失忆的人民共和国》有着出色的书名。它的第一章叫“士兵”,从一个解放军士兵的角度­——他所在的部队奉命清场,展示了这个杀人的机制。众所周知,起初大批的部队集结在郊区,接下来几天,一群群市民恳求那些年轻的士兵不要听信他们政委的宣传,恳求他们撤回营房,因此,他们并没有全心全意要进入北京。最后,当部队接到了明确的前进命令后,他们造成了恐怖的平民伤亡。有的人可以理解为这是士兵们训练拙劣的结果,或是这是他们指挥官的战术,或是蓄意通过恐怖来平息事件。如何解读,取决于一个人的立场。

书中这名充满疑惑、被洗了脑的年轻士兵,他所在的部队必须乔装,用公交车偷偷运进城,而其他人乘地铁前往天安门。只有这样才能让部队通过市民们组成的路障,将士兵和武器弄进广场上的人民大会堂,并以此作为进攻的发射台。在杀戮后的几天,我们读到一些更加令人吃惊的东西——普通人是何等迅速地站到了士兵那边,至少是公开偏袒:

这名士兵不认为这是因为恐惧,而是一种深层的欲望——想要与胜利者站在一边,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在中国,这是人们长期生活在这种体制下发展出来的一种生存机制。为了生存,一切都要听从上面的命令。”

书中的其他篇章继续描述了许多不同的人物:一名后来成为商人的学生领袖,一名好奇又谨慎的当代学生,一名受到长期监视的改革派政府官员,一名流亡海外的前学生领袖,一名死难学生的母亲,一名民族主义青年。每个人物都帮作者更广泛地展示了:对于一个人、一个社会,遗忘的代价是如此高昂。

有一章是写前政府官员鲍彤。到目前为止,大多数观察家们认为是学生造成了领导层的分裂,造成了邓小平偏袒强硬派,反对同情学生的改革派党总书记赵紫阳。鲍彤也曾经这么认为,直到他读了时任总理的李鹏的回忆录。也同为强硬派的李鹏认为,邓小平早就对赵紫阳的自由主义倾向而恼火。很难知道这个解释是否正确,但Lim在书中展示了赵紫阳是如何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的:

 鲍彤对我说:“这与学生完全无关。”他认为,邓小平是把学生作为推翻他指定的接班人赵紫阳的一种工具。“他必须得找到一个理由。学生们越推动,邓小平就越有理由。如果所有的学生都回家了,那么邓小平就不会有理由了。”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过去25年中也讨论过很多,就是:当军事行动已看似无可避免时,如果学生们提早几天解散,是否能够避免这场屠杀。看完这些材料,人们得到的感觉是:赵紫阳被罢黜及屠杀本身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邓小平一贯反对任何政治异议人士,他似乎已决心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地发送一个信息:绝不会容忍公然的反对。

然而,Lim更关注的是天安门事件对当今社会的影响。她一次又一次地展示了四十岁以下的人对天安门事件几乎极少有了解。

Lim最显著的观点之一是天安门事件令暴力变成今天这个改革时代可以接受的事。在毛泽东时代的暴力事件之后,人们曾经希望不要通过武力来解决争端,希望不会再有红卫兵对真实的及假想的敌人进行抄家,不会再大量地使用劳教所。虽然这些更为激烈的暴力形式有不少受到了遏制,但是共产党经常使用武力来对付对手,非法搜家,拘留批评人士。尽管这个国家在不停地讲和谐社会,花费超过军费的金钱来“维稳”,但是在中国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小型抗议,正如鲍彤告诉Lim的:“小天安门”。一些是试图拿回自己养老金的退休工人,一些是捍卫自己的家园不被抢走的人们,他们遭到政府的黑帮暴力袭击,或是被臭名昭著的街头警察“城管”处以私刑。

Lim生动、清晰地讲述着她的故事。很明显,她很关心天安门事件,写这本书,她在冒很大的风险。如果依照过往的历史,这本书将可能令她很难再回到中国。北京政府对触及其敏感话题的学者和记者有一份黑名单。这本勇敢的书戳到了中国共产党最痛的一个伤疤。

最值得一提的是最后一章。她讲述了在成都的镇压。她在美国国务院的电报里进行挖掘,并采访了多名目击者,他们描述了在成都发生的极端暴力的镇压。这是一个恐怖的章节。

*

《天安门流亡者∶中国民主抗争的呼声》的作者何晓青,她展示的故事超出了北京的范围。她现在是哈佛大学的教师,她所教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本科课程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天安门抗议期间,她是一名高中生。在家乡广州,她不顾父母的疑虑,仍然热情地参加了示威。那里的示威被压制下去后,为了能通过大学和研究生的入学考试,她机械地记忆着政府的宣传,最终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

 然而,在她的心里,对那场抗议无法忘怀。后来,让亲友吃惊的是,她辞去了工作,前往加拿大读研究生,并选择了教育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也开始记载对天安门抗议的口述历史。

她在书里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她在文革中的成长经历,以及毛时代如何粉碎了她父亲的理想主义,当她的父母挣扎着去适应那个时代的政治风向时,她跟随母亲的剧团,穿梭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所有这一切都帮助我们了解天安门那一代人在毛泽东时代中成长的感受,以及他们爆发出的渴望,去拥抱1989年的运动。

此外,书中还讲述了另外三位更知名的学运参与者的故事:学生领袖易丹轩、沈彤和王丹。何晓青轻柔地探索着他们内心的问题与洞察。(广州的学运领袖)易丹轩告诉她说:“我的朋友们和我从来不曾想过政府会下令军队开枪,虽然我父亲早就说过他们会这么做。这显示了我们不了解这个政权的本质。”

何晓青所写的这些人,在这场战斗中败下阵来,被迫流亡海外,在那里,他们仍然处于一种永久的不安和不信任的状态。中国的国家机构持续地试图攻破他们的计算机,跟踪他们的举动,想到这些,就毫不奇怪了。即使他们已经为自己在商业或学术界构建了自己的生活,在许多方面,天安门仍然是一个在持续发生的悲剧,因为那些受害者不再被视为受害人,那些肇事者也不再是肇事者。后者反而成为了“崛起的中国”背景下的赢家。

有时,她的书过于高度集中于学生的经历,来作为这场运动的代表——数千名工人也参加了抗议,书中几乎没有提及。人们不应忘记,一些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流亡中逝去。其中最著名的是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

*

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们会意识到失忆普遍存在,流亡也太常见,但天安门事件的继续存在,不仅有着造成压制和审查的负面影响,也有着更多积极的意义。我想起了《纽约时报》记者Nicholas Kristof和Sheryl WuDunn在1990年代写的名为《惊蛰中国》(China Wakes)这本畅销书。如今,这样的书很可能是关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农民工和航母,但他们的天才之处在于也包括了天安门事件,不仅仅是把它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背景,也包括了经济腾飞的理论,实际上是作为对政治镇压的补偿,也是在中国人民当中更广泛觉醒的一部分。

如果这听起来很天真的话,想想在天安门抗议整整10年后, 一万名示威者静静地来到北京中共领导人的办公地——中南海,试图争取他们修炼法轮功的合法权利。是他们忘记了政府那个残酷的信息吗,还是在普通民众中意识的提升——意识到他们所具有的权利,让他们更有底气?

法轮功抗议者遭遇到了强烈的镇压,包括酷刑。现在,大多数中国人在推动变革方面更加谨慎。但过去几年,我在与知识分子、活动人士、教师、牧师、传道人、环保人士的交谈中发现,几乎所有人都说在他们的人生中,天安门事件是一个关键点,一个让他们觉醒的时刻,意识到应该去改善这个社会。

(本文译自普利策奖得主IAN JOHNSON(中文名:张彦)于2014年6月5日发表在《纽约书评》上的文章,题为“天安门亡魂”。译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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